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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查了史书为古蜀国写的日记,解密三星堆的前传续集

 

 

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,三星堆博物馆馆藏。视觉中国供图

 

 

三星堆遗址2021年发掘现场,3号坑出土高70多厘米青铜尊。视觉中国供图

 

 

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金面具(左)。红星新闻 王明平/摄

 

  最近的“顶流”可能非三星堆莫属。冷门的考古吸引了大众聚焦: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三星堆博物馆等联合为C位出道的“堆堆”推出了电音神曲《我怎么这么好看》;央视频连续10天推出《三星堆大发掘》不间断直播大赏,原来考古也是可以“追番”的。

 

  中华文明从“满天星斗”到“众星拱月”,古蜀国文明便是“满天星斗”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。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三星堆遗址,称得上“横空出世”,却从来不是没有故事。史书对古蜀国的记载,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,互为印证,正在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古蜀国历史的悠悠图景。

 

  随着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连“上新”,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,为我们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国,也有望借此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。

 

  对于古蜀国历史,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有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”的追忆。其实早在蚕丛之前,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,升腾文明之光。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,也早已翻越巴山,趟过蜀水,在巴蜀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,阔步展开。

 

  蚕丛鱼凫,开国茫然

 

  古蜀国历史久远,西汉扬雄《蜀王本纪》言“从开明已上至蚕丛,积三万四千岁”,东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有“蜀之为国,肇于人皇”之说。在上古神话谱系中,盘古开天辟地后有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,是为最原始意义的“三皇”。

 

  人皇时期,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民族,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。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中,发现了桑树和野蚕。他们观察到野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,柔韧性和舒适度远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,遂捡拾野蚕蚕茧抽丝制作衣物,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丝部落。据《说文解字》,“蜀,葵(桑)中蚕也”,蜀即野蚕之意,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,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。随着文明的扩散,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西陵氏等部落。

 

  黄帝时期,西陵氏、蜀山氏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度关联。据《史记》《世本》,黄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,是为嫘祖,二人育有玄嚣与昌意二子。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丝技术传播到中原,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落联盟制作衣冠,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。

 

 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,四川与中原亲上加亲。经嫘祖介绍,中原得知抽茧制丝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。也许是为了学习更完整的制丝技术,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名为“昌仆”的女子为妻。黄帝驾崩后,昌意与昌仆的儿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领,是为帝颛顼。颛顼即位后,“封其支庶于蜀,世为侯伯”,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。

 

 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,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,不易扩大生产规模。野蚕生性孤独,在桑树上各据一叶,以保证食物充足。故扬雄《方言》曰“一,蜀也,南楚谓之独”;《尔雅》云,“独者,蜀”,唐朝孔颖达注疏言,“虫之孤独者蜀,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”。

 

  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,需使用器皿。蜀地盛产竹子,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,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。经过从尧舜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,中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,进入青铜时代。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,蜀山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,制作青铜刀具,将竹子劈成篾片、制成细眼竹筐,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,并将其逐步驯化成家蚕。

 

  《说文解字》言,“丛,聚也”。掌握了聚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,被称为蚕丛氏。家蚕吐丝稳定量大,蚕丛氏可以较大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,并将丝绸输入中原开展贸易。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绸制品残留物,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术的发达。

 

  比三星堆4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,大致为殷商中期,古蜀国历史从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,统治中心从岷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。依靠丝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,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,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,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明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“青铜大立人像”“青铜神树”等大型青铜器,证明了古蜀国青铜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。据《华阳国志》,蚕丛氏“其目纵”,以“纵目”即眼角上斜为形象特征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具,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印证。

 

  武王伐纣时,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牧野助战,势力拓展到“东接于巴,南接于越,北与秦分,西奄峨嶓”。西周时期,深度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,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下,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,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,综合实力更上一台阶。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竞技的巴蜀大地,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,被视为蛮荒之地,“虽奉王职,不得与春秋盟会”,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;“君长莫同书轨”,度量衡规制、政治制度、文化亦是自成体系。

 

  平王东迁,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,“周失纲纪”,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制力减弱,蚕丛氏开始称王。但不久,以柏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地位,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鸟型器物,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。之后,善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,他们喜好渔猎,战斗力强悍,打败柏灌氏,成为新的蜀王。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,印证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。

 

  开明治水,望帝禅让

 

  鱼凫氏的王位后来传到杜宇手中,他“教民务农”,带领蜀人发展农耕。杜宇身世相当传奇,据三国蜀汉来敏《本蜀论》,杜宇“从天下,女子利,自江源出,为宇妻,遂王于蜀”。《蜀王本纪》亦言杜宇“从天堕”。有学者推测,“女子利”是鱼凫氏女王,杜宇“从天下”且懂农耕,应该是由中原华夏而来。鱼凫女王利看中杜宇所掌农耕技术进而爱慕其人,遂与他结为夫妻,并将王位让给杜宇。

 

  杜宇成为古蜀国国王后,“移治郫邑,或治瞿上”,将都城迁移到郫邑(今成都市郫都区一带)或瞿上(今成都市双流区一带)。这一区域气候温和,雨量充沛,河流密布,适宜农耕。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,相传就是杜宇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。有学者认为,三星堆遗址可能纵贯从蚕丛到杜宇的古蜀国历史。

 

 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,杜宇更进一步直接称帝,“号曰望帝”。随着蜀国农耕生产的发展,国力日益强大,杜宇“自以功德高诸王”,在成都平原大加挞伐,极力扩大统治范围,“乃以褒斜为前门,熊耳、灵关为后户,玉垒、峨眉为城郭,江、潜、绵、洛为池泽,以汶山为畜牧,南中为园苑”,囊括成都平原、川西盆地、汉中平原以及贵州、云南大部分地区。

 

  杜宇统治后期,成都平原洪水漫堤,相国开明“决玉垒山以除水害”。开明治水见效后,杜宇将全部国务都交给他打理,后又效仿尧舜禹禅让之事,“遂禅位于开明”。开明即位,“号曰丛帝”。

 

 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隐居,时值早春二月,杜鹃声声哀鸣,苦苦挽留不欲杜宇离去。蜀地百姓“悲子鹃鸟鸣”,听闻杜鹃鸣叫,心生悲戚,“鸣而思望帝”,怀念故君杜宇。后来杜宇成为杜鹃别名,唐朝李商隐《锦瑟》“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北宋李重元《忆王孙·春词》“柳外楼高空断魂,杜宇声声不忍闻”等诗词,即引用此义。

 

  《蜀王本纪》对开明治水有更详细的记载,同时揭示了杜宇禅让的另外隐情。据此书,开明是楚国人,原名鳖灵。按东汉应劭辑录的《风俗通义》,“鳖灵从井出”,精通水性,通晓水利,去世后“其尸亡去”,尸身无故不见,“荆人求之不得”。原来,鳖灵尸身沿长江逆流而上,来到正在饱受洪水围城之苦的蜀国都城郫邑后,竟然复活,并“与望帝相见”。望帝杜宇见鳖灵不但会逆水上行,而且能死而复生,惊为天人,遂委任为相国。

 

  人死不能复生。据历史学家推测,事情真相应是:鳖灵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,判处死刑。“尸”在古语中不一定是尸体、尸骸,而是受监禁不能自由行动之人。鳖灵被定下死罪,故称其为“尸”。所谓“其尸亡去”,应是鳖灵逃奔蜀国,楚人通缉而不得。鳖灵一介亡命,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,故云死而复生。

 

  当时,岷江上游来水大涨,“望帝不能治”,遂“使鳖灵决玉山”,授予他治水全权。鳖灵组织百姓,经过数年艰辛努力,终于治水成功。中国古代方术中,象牙魔力可以殴杀水神。三星堆最新出土一百多根象牙,可以想见当时蜀人用象牙镇杀水中精怪的场景。

 

  鳖灵在治水前线辛苦操劳、过家门而不入时,杜宇却在后方“与其妻通”。事后,杜宇良心发现,自认“德薄不如鳖灵”,就“委国授之而去”,将帝位禅让给鳖灵,“如尧之禅舜”。鳖灵即位后,“号曰开明帝”,其政权被后世称为开明王朝。

 

  经过开明及其继任者带领百姓在成都平原持续不断的治水活动,古蜀国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,“山林泽渔,园囿瓜果,四节代熟,靡不有焉”。成都平原“地称天府”,即是从此而来。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,迁都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区一带,又占据秦岭脚下的“褒、汉之地”,与秦国持续摩擦。

 

  兄弟阋墙,秦并巴蜀

 

  由于地近相邻,古蜀国与秦国交往较多,亦不免冲突。秦立国之初,国力微弱,开明之子卢帝曾主动进攻秦国,攻打到当时的秦都雍城城下。秦国在关中平原站稳脚跟后,两国逐渐形成对峙之势。秦厉公二年(前475),蜀国主动“来贿(秦)”,求和,关系暂时缓和。

 

  随着秦蜀同时向秦岭南麓的“褒、汉之地”拓展,两国矛盾再次尖锐起来,围绕南郑(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)展开激烈争夺。南郑本属于蜀国,是其北部门户,亦是秦国向西南扩展的重要阻碍。

 

  秦国率先攻取南郑,并于秦厉公二十六年(前451)在南郑修建城池;十年后,秦躁公二年(前441),“南郑反”,被蜀国夺回;秦惠公十三年(前387),秦“伐蜀,取南郑”;但就在同年,惠公去世,秦国国君易位无暇外顾,蜀国又再夺南郑。

 

  此后,秦国致力于变法图强,调转兵锋东向与六国争霸。蜀国亦把主要矛头对准楚国,曾于周安王二十五年(前377)“伐楚”,夺取兹方(今湖北省松滋市、宜都市或房县境内)。蜀国对楚国的进攻,为后来秦国通过并吞巴蜀、迂回包抄楚国的战略规划,提供了重要启迪。

 

  由于秦蜀暂时调整进攻方向,两国关系再次缓和。秦惠文王即位时,蜀国曾派使臣专程到咸阳朝贺。据《华阳国志》,蜀王有次在秦岭山谷中打猎,与惠王不期而遇。惠王赠送蜀王“金一笥”,惠王回赠“珍玩之物”。不料惠王将珍玩带回咸阳后,“物化为土”。惠王被蜀王的障眼法欺骗,“怒”。群臣劝道,“天承我矣,王将得蜀土地”,此乃天意昭示蜀国将成为大秦领土,惠王听后“喜”。为麻痹蜀国,惠王又利用“蜀王好色”的软肋,“许嫁五女于蜀”。这些记载虽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,但透露出秦国君臣并吞蜀国的野心。

 

  秦国欲攻伐蜀国,难在秦岭山高,蜀道艰难,无路可走。据《括地志》,惠王“刻石为牛五头,置金于后”,“伪言此牛能屎金”,哄骗蜀王此牛能够排泄黄金,源源不绝。惠王表示愿将此牛送给蜀国,示永结同好之意。贪婪的蜀王竟然听信惠王信口雌黄。为将石牛运回,蜀王下令“堑山堙谷”,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,削平山谷,在群山环绕中硬是开凿出一条从咸阳到成都的道路。蜀国通过此道将石牛“致之成都”,秦国“遂寻道伐之”,此路“因号曰石牛道”。

 

  据《华阳国志》,此事还有后续。蜀王“遣五丁迎石牛”后,发现石牛并无排泄黄金的特异功能,“怒,遣还之”。以农立国的蜀人不但将石牛遣返秦国,还嘲笑祖上为周天子养马放牧的秦人是“东方牧犊儿”。秦人笑曰,“吾虽牧犊,当得蜀也”。

 

 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会料到,老秦劲卒的笑声和秦军铁骑的马蹄声很快便会响彻石牛道。而给秦国提供战机的,正是蜀王本人。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汉中为侯,号称苴侯。葭萌不知何故,不与蜀王亲善,反倒与巴国交好。蜀王怒,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(前316)出兵讨伐葭萌。弟弟葭萌不敌兄长,只得投奔巴国。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,巴国无力对抗,只有“求救于秦”。

 

  惠文王“欲发兵以伐蜀”,但又怕千里奔袭,“道狭难至”,无法速战速决,容易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。正当惠文王未下决断时,“韩又来侵”,韩国从东面做出攻秦态势。惠文王“欲先伐韩,后伐蜀,恐不利”,而“欲先伐蜀,恐韩袭秦之敝”,陷入两线作战、腹背受敌的境地,故“犹豫未能决”。名将司马错请伐蜀,认为“得蜀则得楚,楚亡则天下并矣”;国相张仪反对,认为“不如伐韩”。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,最终采纳司马错策略,下决心起兵伐蜀。

 

  是年秋天,惠文王派司马错、张仪、都尉墨率兵从石牛道伐蜀,在葭萌关(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一带)大败蜀军。蜀王逃至武阳(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带),兵败被杀。蜀国国相、太子率领残余力量“退至逢乡,死于白鹿山,开明氏遂亡”。蜀国王子泮带领部分族人逃亡越南北部,建立安阳国,后为西汉藩属南越国所灭。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国,最终灭于真腊之手。

 

  秦灭蜀之战相当顺利,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(前316)当年十月就平定蜀国全境。司马错、张仪乘胜直取巴国、苴地,“置巴、蜀及汉中郡,分其地为三十一县”。惠文王灭巴蜀后,封其子通为蜀侯,任命陈庄为蜀相,张若为蜀国守,共同治理蜀地。为压制当地土著,惠文王还迁移秦国一万余家百姓到蜀国。但在最初30年时间里,蜀地局势极不稳定。

 

  秦并蜀仅5年,周赧王四年(前311),惠文王去世,秦武王继立,蜀相陈庄叛变,杀蜀侯通。第二年,即秦武王元年(前310),武王派司马错、甘茂、张仪入蜀平乱,斩杀陈庄,通子恽继立为蜀侯。秦昭襄王前期,蜀地形势依然错综复杂。昭襄王六年(前301),蜀侯恽被秦国王后陷害,昭襄王不明真相,派司马错入蜀冤杀恽及其臣僚27人。昭襄王虽立恽子绾为蜀侯,但又在16年后因疑其谋反,“复诛之”。

 

  但也有学者认为,蜀候通、恽、绾并非秦国宗室,而是蜀王子孙。秦国灭蜀后,为怀柔蜀人,故仍立古蜀国王室为蜀王。

 

  蜀地屡屡与秦国产生摩擦,表面上是人事原因,实质上却反映出秦国在蜀地实行的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治理需求。为理顺蜀地体制,昭襄王诛杀蜀侯绾后,在蜀地改分封制为郡县制,废蜀国为蜀郡,任命张若为蜀郡守,蜀地局势最终稳定下来。吞并蜀地,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展,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史载,“蜀既属秦,秦以益强,富厚,轻诸侯”。

 

  张若之后,李冰接任蜀郡郡守。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(前256),李冰在开明治水的基础上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设施,成都平原“旱则引水浸润,雨则杜塞水门”,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良田,如《河渠书》所言,“至于所过,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,以万亿计,然莫足数也”。

 

  在这些水利工程的滋养下,蜀地“蜀沃野千里,号为‘陆海’”。《华阳国志》赞道,“水旱从人,不知饥馑,时无荒年,天下谓之‘天府’也”。蜀地由此成为秦军东向、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,最终助力秦国一统天下。

 

  古蜀国文明是“满天星斗”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

 

 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、长江、珠江、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“满天星斗”。四川成都新津区宝墩遗址、广汉三星堆遗址、成都青羊区金沙遗址的发现,印证了古蜀国文明是“满天星斗”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。

 

 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,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,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后,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,是为“众星拱月”。嫘祖、昌仆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蚕桑技术支持,成都平原为秦国横扫六合提供的后勤助力,无不是蜀地文明对“众星拱月”时代的重要贡献。

 

  从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黄帝父子,到华夏杜宇入蜀教民农耕;从楚人开明赴蜀平治水患,到巴蜀归秦四海一统,巴山蜀水的历史发展与中原江南交织交融,文明进展与黄河长江交相辉映。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古蜀国历史进程,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。(吴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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